在全國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取得積極成效之際，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之時，在深圳城市建設綜合推進、“雙區”驅動發展全面鋪開的關鍵之年，鵬城再度敞開胸懷，以海納百川、共謀發展、同享成果的姿態，誠邀海內外廣泛的社會力量參與“雙區”建設，協同打造具有深圳特色的高能動發展模式。

5月13日，深圳市委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出臺《關于大力支持社會力量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兑庖姟诽岢鰧⒃诟母镩_放及“一國兩制”事業、科技創新、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戰略性新興產業、金融創新、國際及港澳專業服務合作、社會文化交流、深港澳青年交流及港澳青年來深發展、“一帶一路”建設等九大領域支持社會力量參與，并通過45條政策措施創新了市場主體參與的相關政策，明確了社會主體參與的內容和方式，確定了社會力量參與不同領域建設的操作指引。近日，深圳市委大灣區辦發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深圳指引》，再次強調了社會力量對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性，提出：深圳堅持以先行示范、市場主導、國際一流、共建共享為原則導向，在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參與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深化與國際及港澳專業服務合作等九大領域，大力支持社會力量參與“雙區”建設。

市委市府通過政策創新、議程推動、內容引導和組織保障等來為社會力量參與城市治理消除顧慮、勾畫愿景、重鑄信心、激發動力，同時更加主動地向廣泛的社會和市場主體“借能”，進而在法理實踐中創構黨領導下的政社協同高能動發展模式。

高能動發展以貫徹中央政策精神，在市域治理中用足用好政策授權為第一要義，積極服務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發展大局。習總書記強調，“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抓好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指明了城市治理在當代中國國家治理中的戰略支點意義。40年來，深圳經濟特區堅持貫徹中央精神，在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科技創新和社會治理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用事實證明了這座城市有能力成為中國城市治理的優秀樣板。2019年以來，從粵港澳大灣區中心城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角色定位到十九屆四中全會關于“加快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戰略部署，實現了對深圳及其城市治理的政策賦權。憑此，深圳方能自主地用足用好政策授權，進而充分釋放政策效能，以推進城市治理的發展?！兑庖姟返某雠_就是“上級賦權－自主釋能－推進發展”這一政策權能轉換邏輯的深圳實踐。

高能動發展以強韌的組織自主性為基礎，是推動地方政府創新和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結構化支撐。高能動發展不僅遵循政策權能轉換的實踐邏輯，還特別強調“自主釋能”過程的組織自主性程度。城市治理中的主要參與主體多以組織形式存在，無論是黨委政府，還是企業、N GO等，它們都是由人力、財政、規章、文化、愿景等構成的組織實體，都有著目標導向下不同程度地保持自我運轉的自主性。從我國國情出發，當擔負城市治理主要責任的黨政組織擁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可以激發自身的擔當及決策創新能力，以獲得優良的治理績效。具體就《意見》而言，“大力支持”社會力量參與“雙區”建設是政治過硬、審時度勢、果斷決策的充分體現：一方面，在市域層面處理好政治與社會、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尊重社會主體、依靠社會力量，按照中央規定大膽進行體制機制創新以展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另一方面，積極發揮粵港澳大灣區中心城市角色功能，勇于在豐富“一國兩制”事業發展、推動深港澳經驗交流、惠及港澳青年來深發展以及深港澳規則相互銜接等方面肩負起建設責任；再一方面，加大重大平臺建設向社會開放的力度，敢于在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光明科學城大科學裝置群建設等關乎國家改革發展戰略意義的項目上向社會力量“借能”。

高能動發展以堅持市場主導、共建共享為基本原則，是有效激活社會力量、充分釋放社會勢能，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要過程。一座城市的蓬勃發展從來都不只是管理者的功勞，還有廣泛社會力量的有效參與。因此，優良的城市治理則是多元參與主體各司其職、協同釋能的結果。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旗幟鮮明地指出，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近7年來，這場關于政治與經濟關系、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改革在全國范圍從未停止；5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發布，于全國兩會前釋放信號，再次強調要“堅持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推動高質量發展”“構建更加系統完備、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于40年經濟特區建設中砥礪前行的深圳，在政府與市場關系改革上取得卓著成績，長期以來在多份關于國內城市政商關系的排名中持續位列前二，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具有典范意義。本次《意見》出臺亦明確以堅持市場主導、共建共享為基本原則，其實踐意義重大：首先，這是堅持貫徹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精神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制度的原則性舉措；其次，對最大限度發揮市場主體作用和最大程度增強社會主體獲得感予以制度性的法理保障，能夠有效提升激活社會力量、釋放社會勢能的穩定性；再次，無論是鼓勵社會力量參與重大平臺建設、參與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還是鼓勵各類企業發展新產業新業態，都是培育社會力量參與城市治理能力的過程，且越是實現重大復雜項目的黨政社多元參與、協同建設，越是能夠優化城市治理結構、提升城市治理效能，可謂“利在當代、功在千秋”。

綜上，《意見》的出臺與其政策內容展現了深圳城市治理中日漸清晰的組織自主性，并由此形構出以蓬勃生機的社會力量助力“雙區”高能動發展的結構樣態。進一步地，應該對《意見》的政策過程進行跟蹤觀察，唯有實現政策結構與政策過程的統一，深圳樣板的高能動發展才可能開啟政策擴散意義。

（作者系深圳大學城市治理研究院助理教授、復旦大學政治學博士后流動站研究員 袁 超）